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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人口-农民工人口红利不只是“数量红利-博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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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應當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提升農民工人力資本。大量40歲以上的農民工退出城市勞動力市場,是城市的損失,更是農民工的無奈,因為靠身體紅利支撐的工作,遵循的是邊際效應隨年齡增長遞減的規律。而提高農民工勞動參与率,不是要挑戰這一規律,進一步挖掘農民工身體紅利,因為這既不符合共享理念的要求,又不具有長遠的可持續性,而是要逐步提升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中競爭的人力資本,這就需要採取包括但不限於穩步提高農民工收入水平、擴大農民工社會參保率、加大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力度等措施,讓他們有更多能夠靠閱歷、靠經驗立足崗位的資本。換言之,就是讓大量農民工的人力資本能夠隨着其職業生涯的增加而同步增長,這樣既可以有效提高農民工勞動參与率,也能在客觀上為實施製造強國戰略培養大批高素質產業工人。

《報告》顯示,2018年,本地農民工平均年齡44.9歲,其中40歲及以下所佔比重為35.0%,50歲以上所佔比重為33.2%;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5.2歲,其中40歲及以下所佔比重為69.9%,50歲以上所佔比重為11.1%。外出農民工比本地農民工平均年齡低了近10歲,而且40歲及以下所佔比重前者是後者的近2倍。

  这些因素都说明,无论是显性的人口红利还是隐性的人口红利,农民工一直都在默默做着贡献。只不过,这些年来,随着共享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农民工通过些许工资上涨、福利改善等,从自己巨大的贡献中分享了其中一部分——这绝不应当是论证所谓人口红利消失的理由,而是社会发展进步大势所趋的重要标志。

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其原因是,流入城市的農民工大多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這些行業對從業者的體力和精力要求較高,40歲以上的農民工從事這些行業心有餘而力不足,最終只能退出。

雖說農民工人口紅利依然在持續釋放,但現實中也存在一些體制機制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農民工人口紅利。目前看,影響農民工釋放人口紅利的最大問題,就是其作為勞動力,在社會性流動上的不徹底性,這直接導致農民工勞動力資源錯配、勞動參与率下降等問題。

  当然,实践中尤其应当避免搞选择性落户,即宁要一小拨高层次人才,不要一大批农民工,而应打破观念上的束缚,把农民工当作一笔重要的财富,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方式,逐步促进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进而落户定居。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就学问题,只要这一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在目前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模式下,大量农民工为了子女将来更好的教育和发展,也会想方设法在城市稳定就业、就地扎根。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2018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9.58%,雖然這個數字一直在穩步增長,但是距發達國家平均70%以上的城鎮化率還有較大差距。儘快縮小這一差距,實現農民工更加順暢地向城市流動是重要的、有效的途徑。

新的人口紅利來自農民工更合理的流動

而且,由於流入城市的很大一部分農民工沒有能力和條件實現舉家外遷,40歲之後,贍養大多已進入60歲以上老齡階段父母的壓力也在與日俱增。雙重因素作用下,迴流農村就是最好的選擇。對於迴流農民工來說,不要說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就轉回了第一產業,即便是在當地從事非農產業,其勞動生產率也會明顯低於在城市就業,這無疑是顯性的人口紅利損失。

  农民工人口红利不只是“数量红利”

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口紅利固然需要足夠數量的勞動年齡人口,但同時也必須以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生產率有效提高作為有力支撐。現實是,目前農民工依然在不斷向非農產業轉移。因為,雖然農民工總量增速在下降,但農民工總量增長的勢頭並沒有改變。《報告》顯示,2018年,農民工比上年增加184萬人,增長0.6%。其中,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民工在持續下降,從事第二、三產業的農民工在持續增加。這正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年初在回應「人口紅利消失」時提到的,農民工規模仍在增長,而這部分人的充分就業依舊能釋放人口紅利。

一方面,應當提升城市包容性,以更加開放的心態接納農民工。中共中央、國務院於今年4月印發的《關於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提出,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動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圖3)這一重大決策部署的關鍵詞是「包容性」,就是要創造條件讓城市更多更好接納為其做出重要貢獻的農民工,特別是在思想觀念、行為方式、消費習慣上與城市契合度更高的新生代農民工。

更為重要的是,人口紅利的本質不完全在於人口數量,而更多在於人口做出的貢獻大於其消耗的成本。按照這一界定,農民工對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遠遠大於其所帶來的負擔。《報告》顯示,2018年,農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這僅分別相當於當年城鎮私營和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90.0%和54.1%,而且,同比6.8%的增速,也分別比兩者低了1.5和4.2個百分點。這樣的差距,還是在這些年來不少人感慨農民工工資上漲得太快的情況下產生的。這兩者之間的差額,再加上公共福利的非均等化對待、社會保險參保率較低等因素,農民工為城市做出的顯性和隱性貢獻都是巨大的(圖2)。

明白了外出農民工面臨的困境,也就會更深刻地理解,為什麼我們不需要從數量層面擔憂農民工潛在的人口紅利了。目前,我國農村待轉移勞動力是充裕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仍有30%的勞動力在第一產業就業,匡算下來大約是2億人,而高收入國家這一比例平均僅為3.2%左右。這說明,從農民工的供給側看,劉易斯拐點還遠未到來。只是,由於「三留守」(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的問題、高齡農民工很難在城市立足的問題等,大量的待轉移勞動力不得不「蟄伏」在農村,難以實現向城市的穩步有序流動。

體制機制弊端削弱了農民工人口紅利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下稱《報告》)顯示,2018年農民工總量為28836萬人,增量比上年減少297萬人,總量增速比上年回落1.1個百分點。其中,進城農民工13506萬人,比上年減少204萬人,下降1.5%(圖1)。農民工總量增速回落特別是進城農民工的減少,引發不少人對農民工人口紅利消失的擔憂。

回應這一擔憂,首先要回答何謂農民工人口紅利。流行的觀點是,人口紅利就是人口年齡結構紅利,即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由此能夠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這一界定最大的問題,是用靜態的視角來衡量人口紅利,而並未與人口流動帶來的人力資源合理配置結合起來考量。事實上,當勞動年齡人口處於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第一產業時,即便其佔總人口的比重較大,也不會釋放出太多人口紅利,反倒是伴隨着大量農民工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第一產業轉移到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第二、三產業時,我國的人口紅利才出現了爆髮式釋放。

這組對比數據說明,40歲是農民工流動的重要分水嶺,一旦越過這個年齡,很多農民工選擇迴流農村,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近幾年外出農民工和本地農民工出現了明顯的此消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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